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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3 23:41:16 | 查看: 263| 回复: 31
2018-01-13 余斌 建国门学派

经济发展战略



穷国发现,妨碍自己发展的种种困难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互相作用,越来越难以自拔。低收入导致低储蓄率;低储蓄率妨碍资本增长;资本不足阻碍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而生产率水平低下又造成收入水平低下。伴随着贫穷而来的是教育、文化和技术水平低下,这反过来必然会使人们无法适应新的和不断改进的工艺和技术,并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而人口的迅速增长将消耗掉所增加的产出,包括粮食。

妨碍穷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富国和国际垄断资本。大部分穷国的主要产业是农业,而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补贴无端端地压低了国际粮食价格,使得穷国很难出口粮食进行积累。同时,富国在农业领域推行基因工程和知识产权保护,采取在穷国低价倾销转基因种子,摧毁穷国的传统种业,再高价出售种子进一步剥削穷国的发展潜力的办法来获取暴利。实际上,15世纪的英国和法国、1949年的中国都非常落后,但这种落后并不排除积累和发展。今天的穷国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富国的各种干涉和掠夺,包括提供武器让穷国陷入内战。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到1986年,世界100多个债务国仅向国际银行家支付利息一项就高达3260亿美元,本金偿付又支付了3320亿美元,总共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1980年)的债务支付了6580亿美元的费用。尽管这样,到1987年,109个债务国还欠国际银行家1.3万亿美元。在如此惊人的基础上进行利滚利,只怕发展中国家永远没有还清债务的时候了。于是,国际银行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开始对债务国实施破产清偿。接受银行家‘债务解决方案’的国家被迫以跳楼价出卖大量核心资产,如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话、石油、银行等。”[1]

若一国能够同时采取一系列步骤来增加投资、提高健康和教育水平、发展技术并且控制人口增长,则该国就可以打破这种贫困的恶性循环,并促使经济按照一种良性循环的轨迹迅速发展。

其前提是不能执行富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和欠富国的外债。否则,即便增加了投资、提高了健康和教育水平,从国外引进了海归和技术,同样会陷入贫困之中。贫困和富裕不仅仅取决于投资、技术和人口,更取决于社会关系、阶级矛盾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问题很感兴趣。早期的一些理论强调气候差异,指出所有发达国家都位于地球上的温带这一事实。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民俗习惯和文化背景更为重要,或认为宗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马克斯·韦伯就曾强调:“新教的伦理道德”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较近时期的曼克尔·奥尔森则进一步论证说,当一个国家的决策组织结构变得脆弱,各利益集团或垄断寡头势力已经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的时候,该国就会开始衰落。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在某个特定时期和某个特定地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们并不适用于对整个经济发展进行一般性的解释。
甚至在现代,人们仍然习惯性地用简单的整体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20年前,人们认为进口替代政策(用国货代替进口品)是最安全的发展战略。20世纪70年代,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依赖曾经被认为是先进的。而今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济学家已经倾向于强调对外向型市场力量的依赖。对于使用过于简单的方法解释复杂过程的人们,这段历史应该是一个警示。

萨缪尔森等在这里看似公允地提到了不同的发展理论,但他们既没有提到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马克思、斯大林等人的发展理论,也没有提到欧洲列强对于全世界人民的掠夺事实,没有提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另一方面,新教的伦理道德的确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3]。而这种伦理道德在美国的历史上是这样起作用的:“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5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4]
实际上,无论是对进口替代政策的评价,还是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外向型市场力量的评价,都取决于是否有利于那个时期发达国家的利益。凡是在一个阶段最有利于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技术都会被理论界宣传为是先进的。而当发展中国家执行这样的政策和采取这样的技术数十年后暴露出问题时,这些国家就已经被套牢了,很难再有所改变了。

由于可以依靠发达国家的工艺技术,发展中国家今天的发展速度明显要快于1780~1850年的英国或西欧国家。在前沿技术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某种趋同现象。比之高收入国,贫困国家或低收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一般都更加迅速,这本身就是一种趋同的表现。经济学无法确定,一个穷国是否应坚持拥有自己的民航公司和大钢铁厂。这些并不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试图实行“技术换市场”的策略,然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中国开放市场又换来了多少技术呢?中国不仅换不来技术,连产品也换不来。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存在大量的逆差,但美国仍然限制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个没有自己的民航公司和钢铁厂的穷国,是不可能有完整的主权的,更谈不上经济增长了。发达国家随随便便地提高钢铁价格和机票费,就能限制该国工业的发展和国际交往,掠夺该国的经济利益。在这样国家里,尽管也能看到发达国家工艺技术制造的产品,但那也只不过表明该国是发达国家倾销产品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殖民地而已。

在大多数国家,城市的收入几乎是乡村收入的两倍。一些富裕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工业和服务业。因此,许多国家便匆忙得出结论说,工业化是富裕的原因,而不是富裕的结果。有时候你会听人家这样说:“富人开的是宝马车,但开宝马车却不会使你成为富翁。”
工业化导致资本密集,吸引大批工人涌入城市,并经常造成大量失业;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的资本或许要少一些,同时又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假使孟加拉国能将自己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20%,而不是全力发展用以取代进口钢铁制品的本国钢铁业,那么,它就可以让渡出更多的资源来生产生活用品。

工业化不是开宝马车,而是造宝马车。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道路,只不过是为了保证他们的霸权地位,以便他们能够长期掠夺发展中国家。如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没有饿着肚子坚定地走工业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很难想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
实际上,不是工业化造成了失业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造成了失业。在资本主义方式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同样会造成农业工人的失业,又怎么可能为剩余劳动力提供岗位呢?如果孟加拉国不发展自己的钢铁业,只怕它就要拿出更多的资源来交换所需的钢铁,又怎么可能让渡出更多的资源来生产生活用品呢?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都同市场机制格格不入。市场上的企业竞争或追求利润的行为,往往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做法、宗教信仰和既得利益相悖。然而,近几十年来的经验还是证明,广泛地借助市场,能够提供管理经济和加速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几十年以前,甚至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在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了。问题只是在于,走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一条让人类蒙羞的卡夫丁峡谷。“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5]

市场导向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主要包括:确立私人财产和所有权的优势,外向型的贸易政策,低水平的关税和尽可能少的贸易配额限制,以及鼓励小企业发展并促进竞争等等。此外,运转良好的市场应处于一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中。这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求税收事先确定和价格稳定。

萨缪尔森等所描述的这些内容,美国就没有做到。美国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穷人失去了住房、储蓄和养老金,哪里谈得上私人财产和所有权的优势?当今美国正以贸易逆差掠夺世界人民,哪里还谈得上外向型的贸易政策?美国的所谓反倾销关税何曾是低水平的?尽管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仍然实行远非尽可能少的配额限制。美国大企业兼并的规模越来越大,哪里谈得上促进竞争?美国总统动不动就减税刺激经济,哪里谈得上税收事先确定和价格稳定。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哪里谈得上市场的运转良好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发展中国家应当自给自足,用国产货代替进口品(即进口替代战略)吗?或者,应该努力于增进效率,提高竞争力,并拓展国际市场和降低贸易壁垒,以便能够买得起自己所需要的进口品(即开放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战略)吗?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进口替代政策在拉丁美洲一直都很盛行。该政策通常体现为,为制造业设立高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地厂商生产和销售那些本可以进口的商品。
外向扩张政策的最成功范例是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我们父辈生活的时代,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曾经只是最富足的拉丁美洲国家的1/4或1/3。但是,通过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储蓄起来,并将这些资金导入高回报的出口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超过了每一个拉美国家。

难道韩国没有用自己产的汽车替代进口的汽车吗?而且一国越需要进口的商品也越具有较大的国际市场,即便不考虑替代,也可以甚至应当发展这些产业,直到从替代进口发展成出口竞争,以便能够买得起自己所需要的其他进口品或进口资源。
另一方面,如果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超过拉美国家原因在于,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较高的储蓄率,并投资在出口产业上,那么这只不过表明,拉美国家在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还需要提高储蓄率而已,它并不意味着进口替代战略是错误的。
实际上,对于那些在国际上被少数企业和国家所垄断的非原材料的产成品是应当采取进口替代甚至出口竞争战略的,以防国家经济和安全受制于人;而对于那些在国际上生产较为分散且没有被某个联合组织所垄断的产品则没有必要进行进口替代战略。同时,在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时,还要鼓励国内企业之间展开竞争,防止极少数企业在国内联手形成垄断,妨碍生产效率的提高。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和欧盟一方面要求中国实行超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此增设贸易壁垒。这大概就是萨缪尔森等要我们不要学富人那样开宝马车的原因。但是,中国要与国际接轨,自然就必须学发达国家实际上是怎么做的,而不能只听发达国家是怎么说的。

成功的秘密并非在于教条式的自由放任政策,而是政府在事实上介入了某些计划并进行了干预。开放和外向型政策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了规模经济和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从而增加了就业,有效地利用了内部资源,结果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生活水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国家的干预的确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得以摆脱看不见的手对其经济误导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什么国家的干预能起到好的作用,却是西方经济学不明所以的。相反,在主流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一直是失灵的,只有看不见的手不会失灵。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些受益于冷战的“前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开始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美国无须再“照顾”他们了,无须再让这些实行国家干预的国家和地区分享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了。

尽管对外开放带来了许多收益,但若开放过度,特别是对于短期资本流动不加限制这一点,很有可能会遭致投机者的攻击。所有被投入进来的东西,投资人随时都有可能回收和撤出。这就有可能酿成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

如果短期资本流动会带来问题,那么长期资本流动也不可能不带来问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尽管中国限制了短期资本流动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但是,长期的招商引资却导致中国的美元储备急剧增加,金融主权悄然丧失,金融危机正在慢慢地酝酿成熟之中。

杰福里·萨克斯和安德鲁·华纳检验了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在1970~1989年,封闭经济下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9%。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很多是低收入国及地区,没有呈现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趋同的迹象。同期开放经济的年增长率是4.5%,而且,开放经济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有强烈地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趋同的态势。

不能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之分,就以这个区分作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差别的原因。实际上,“世界银行2005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通过调查和研究表明,在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制约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术和金融体制等软性因素,恰好是人们通常都认为并不重要的硬件基础设施。”[6]显然,萨克斯和华纳要使他们关于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结论可信,首先得说明被他们列入开放经济国家的硬件基础设施与被他们列入封闭经济国家的没有差异才行。
在实证研究中,对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运用通常存在着很多的猫腻。首先,这两位研究者为什么选择1970~1989年,而不选择其他时期呢?这很可能只是因为这段时期对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和地区能够支持他们的结论,换一段时期,比如把东南亚金融危机包括进来,1980~1999年这些结论就可能不成立了。因此,对于这样的实证研究,我们最好抱敬而远之的态度。

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几十个国家在几十年中的经验数据,就政府如何推动经济迅速发展问题得出了如下结论:政府必须推崇法治,强调合同的有效性,并使其管制有利于竞争和创新。对那些政府具有相对劣势的部门,政府则应当放松管制和解除干预,让私人部门发挥作用。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合同当然是有效的,但它无法排除穷人无力偿还贷款。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的确促进了次级抵押贷款及其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而在金融部门,政府自然也是具有相对劣势,从而应当放松管制和解除干预。看来,萨缪尔森等应当为他们的这一版教科书出版七年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为《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一书第12章“经济发展的挑战”的第二节。



[1] 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第193页。
[2] 《资本论》第一卷,第871页。
[3] 《资本论》第一卷,第317页脚注。
[4] 《资本论》第一卷,第86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7页至第68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考察组:《印度经济发展比中国更有潜力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29日。


发表于 2018-1-13 23:43:14
沙发!沙发!
发表于 2018-1-14 09:57:03
学习了,谢谢分享、、、
发表于 2018-1-14 11:06:22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发表于 2018-1-14 11:51:34
兰州烧饼
发表于 2018-1-14 12:22:49
字数字数字数~~~~
发表于 2018-1-14 12:28:20
我是个凑数的。。。
发表于 2018-1-14 14:13:18
不觉明厉。
发表于 2018-1-14 15:39:33
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谢谢
发表于 2018-1-14 15:48:33
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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